吴良镛：志存高远 身体力行

　　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科学美德。战国时齐于临淄设“稷下学宫”，治官礼、议政事，著书立说，可以说是当时的高等学府与文化中心。其中已经蕴含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尚。事实上，科学作风一直是在提倡的，例如各个学校制定的校训很多都是这方面的至理名言，当然，对学术研究腐败的揭露也是屡见不鲜，说明真正认识并严格自律并非易事。

　　今天在座的90%以上都是刚入学的研究生，这是你们人生的新阶段，我热诚地希望你们在思想上也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今天不讲大道理，因为“教育材料汇编”上好多的文章已经将一些道理说得很透了。我作为一个建筑学人，自1946年执教于清华大学，至今已经68年，只想将一些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所得到的体会与同学们讨论。

吴良镛

　　1 理想与立志

　　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理想，立志是人一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要思考我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有何作为?有何抱负和志趣?想要从事什么专业?这在中学进入大学时必然要有所考虑，从大学进入研究生时代更需要进一步思考。立志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成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想而一步步顿悟、提升，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方向，是与我青少年时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的。我1922年出生于古都金陵，当时国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7月27日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燃烧至翌日清晨因降雨始息。我敬爱的前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遇难。战乱苦痛的经历激发了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最终断然选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以建筑为专业，这又是一个开始，随着自己的成长，逐步深入认识到国家社会发展对建筑事业的需求，对它的学习研究也就不断地提高。

　　2 选择

　　一个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的志愿，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机遇、变迁，甚至有无限的偶然性，国家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变迁，乃至家庭中的细小问题都会引人转向，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回顾我的经历，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求学，1950年学成后，应梁先生信中说到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召唤，力辞种种诱惑，毅然从尚为英国盘踞的香港、在军警挟持下取道回国，投身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中。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中的耕耘和收获。1983年，我年满60，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当时张维先生邀请我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半间屋子、一张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如今已经整整30个春秋。30年中我与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当时若前往深圳，今生后期的工作则又会是另一番光景。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回顾过往，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作出相应的选择。

　　3 坚持

　　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是坚持还是退却?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不论是年少时读书求学，还是年长后的研究与实践，几乎处处都有需要面对的困难，也难免遭遇挫折。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影响而气馁，这里希望与大家以宗白华之语共勉：“不因困难而挫志，不以荣誉而自满”。(宗白华《徐悲鸿与中国绘画》)，要立志、要选择，在选择的道路上更要有不惧困难的坚持。

　　4 榜样

　　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我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都有幸得良师指点，这是人生一大幸福。1940年进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师从我国建筑领域的先驱鲍鼎、杨廷宝、刘敦桢、徐中等诸位先生;1946年自云南抗日战场回到重庆，又幸得梁思成先生赏识，获邀参与协同创办建筑系，其间多得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等的言传身教;1948年经梁先生推荐赴美求学，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里尔·沙里宁，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获益良多。除了诸位“良师”，还有诸多“益友”作为榜样。数学家冯康因独立于西方系统地创始了有限元法而享誉，20世纪40年代初，他与我同在中央大学求学，1946年又同到清华大学任教，他原本在电机系，后转学物理，又发现对数学感兴趣而转到数学系。数学的事情我说不了，但是可以谈一谈从生活的其他方面得到的对他的认识。冯康一度喜爱音乐，为此他搜集了众多音乐唱片，并将图书馆中有关古典音乐的著作借出来，逐一阅读，这体现了他即使在业余爱好上也拥有钻研而又广博的科学精神，在各方面日渐渊博，最终成为“有限元”方法的创始人之一，获得国际瞩目。植物学家吴征镒是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我在上世纪40年代即在清华园中与他结识，当时我们同住在工字厅，隔院窗口相对。他当时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1946年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被害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鞭笞时局，我后来参加“教联会”的工作，与他多有往来，才初步辨明时局。吴征镒当时事实上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去了解放区，解放前夕代表党组织接收清华大学，并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等。如果他将这些工作做下去，可以成为优秀的领导，但是他选择回到昆明，继续从事植物学研究，主编了《中国植物志》等权威著作，他的一生，参与了革命运动，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学术抱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在为学、为人、为事中给予我心灵上的感染，令我敬佩不已。建筑与规划专业内的“益友”更多，在此不再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