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松：现在做建筑吧

　　从日本建筑师看传统的回归

　　2002年，仲松第一次去了日本，此时他已经涉足了建筑圈。此前他雕塑出身，与陈逸飞合作工作室，这次去日本是想看日本的设计。

　　在1999年至2000年之间，仲松在上海完成城市景观雕塑日晷后，决然投身建筑设计。日晷是个艺术品，因其体量庞大而以建筑构筑物的形式出现，它和城市的关系构成触动了仲松，“何不做更大的功能性的构筑物呢?”

　　2002年的日本之行，使得仲松对日本的设计有了深入的了解，包括建筑设计，从中也看到了中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日本的大部分时间里，仲松说自己在学习。他很喜欢日本建筑师隈研吾，认为后者对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建筑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建筑上强烈地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当然他也创新，是建立在本族文化之上的创新。”

　　对日本建筑师的喜爱，比如安藤忠雄、伊东丰雄、隈研吾等，仲松杂推人及己：中国建筑师该走哪条路?“将来很多建筑师可能要回归到自己原本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发展。我觉得这可能才是建筑师的出路。”

　　上世纪60年代，东京奥运会的大规模建设使得世界认识了很多日本建筑师，“那时候，很多日本建筑师学成从欧洲归来，后来不少人成为了世界建筑大师，投入本土建设，直至今日，他们被称为‘日本建筑师’，并非仅国籍的缘由，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深刻带有日本本民族的特征。经历几代日本建筑师，现如今他们一如既往。”仲松说目前的中国建筑师所处的环境和当时的日本很像，要想有大进步、大发展，恐怕也必须走本民族文化的路线，即使做的是现代建筑的设计，而现代建筑和传统并不冲突。

　　中国建筑师在当前的国际潮流设计语境下，突围后，必定回归。

　　从日晷到当下建筑

　　做完雕塑日晷后，仲松觉得该是做建筑的时候了。以前，出于对建筑设计的关注，仲松除了专业雕塑外，爱好还表现在一些家具的设计和室内设计上。日晷是个体量很大的艺术品，“你要在城市中摆放这个东西，要考虑周边建筑、环境和它之间的关系”，这超出了仲松的专业范畴。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考虑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了。

　　而日晷的异型计算和处理，似乎比日常建筑的处理要复杂很多，仲松做到了。在大学雕塑系的时候，仲松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材料的制作，因此对于建筑材料，可以说非常在行。施工方案对于日晷这个庞大的艺术品，是必要的。有了这些基础，“那我可以再深入一点，做更大一些的东西，做和人直接发生关系、和城市直接发生关系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建筑。”仲松这时候感觉自己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无论设计还是施工，或者和甲方的交往，他都完全能应对，“我可以做建筑了。”

　　相比较艺术家，建筑师承担的责任更大。对这点，仲松有很清楚的认识。

　　“建筑是一个精神物化的产物，除去功能的完成，它更应该是承载精神的空间，什么样的人使用它就会带来什么样的含义。当然建筑也不是个标签，比如坡屋顶和彩绘，有这些未定就是中国建筑。”对于真正意义上建筑的认识，仲松说。

　　中国的建筑不要贴上中国标签，仲松说它们的内里透着文脉的传承，“为什么我们不用英语而用汉语?道理一样，因为历史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完整的、强大的、自成体系的汉语思想。”

　　而在国际潮流方向，人们似乎更推崇现代建筑。 现代建筑所承载的应该是某种现代精神，从时间点上来说，仲松认为就是当下我们需要的建筑，这样定位更本质、更通俗、更实际。在对待现代建筑这个问题上，颇似中国的当代艺术的遭遇，有建筑师或者艺术家，感觉自己的作品特别是现代的建筑或现代艺术不被本土所赏识，很多时候墙内开花墙外香，这种现象至少在10年以前更甚。其实中国建筑和现代建筑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建筑应该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逻辑，适合自己当下的需求。

　　“这个很重要。”仲松认为，中国的现代建筑根本不需要一个连中文都不会说的人告诉中国建筑师中国的现代建筑应该怎么做。

　　中国的现代建筑，包括城市，理应就是现在这样，仲松表示我们没有理由批评这样的发展，这是一个国家命运的演化结果，是群体的完成，没有是与非之论。“现在重要的是，之前发生什么是重要的，现在我们怎么做更重要，而以后没有必要考虑太多，如果当下做不好，就谈不上以后。”

　　建筑、城市自有前因后果，不要否定过去，更不要妄自菲薄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