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钧：如何使设计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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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钧

　　赵小钧是“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中方主设计师，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建筑设计师，中建国际(深圳)设计有限公司董事、总建筑师、设计总监，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他还担任广东省注册建筑师协会理事，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深圳市建设专家网络成员、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创会会员、《时代建筑》理事、《城市环境设计》理事等社会职务。1985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1989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学历。

　　记者：CCDI正在进行业务转型？

　　赵小钧：原来的CCDI是一个民用建筑设计企业，它的核心是“人做设计”，它的组织能力就是让更多的人提高能力去做更好的设计。但渐渐我们发现，CCDI不一定非得拘泥于这种民用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形式。我们建构的团队能力如果只局限于这一点，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开始关注“人做设计”有一个怎样的范围。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AECOM和Akins这两家企业，并从中定义了我们的业务转型――从一家建筑设计企业开始，延伸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做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新的业务线就从简单的设计延伸成了CDME，其中，C是咨询，D是设计，M是管理，E是工程顾问，新增的三项都是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会大量用到的，我们的机会在于目前这个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和效益都还不高。

　　记者：那么具体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

　　赵小钧：现在公司实行矩阵式的集团化管理，总部下面有营销、财务、技术、人力资源、投资事务、行政和运营等几个职能部门，还有十几个事业部，按CDME的分类，有专业化部门、城市发展咨询部、原来属于建筑设计的居住、公建、体育、医疗等部门，以及机电、结构等一些特别的部门。后两者主要服务于前面一些部门，也可以去外面独立地找市场。公司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要继续做建筑师，有些人则需要改变，原先的利益关系面临重组。

　　记者：所以“水立方”之后，您就一根线也不画了，转型做公司的经营管理了？

　　赵小钧：这基于整个中国建筑行业目前很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建筑师普遍职业化水平不高，组织能力不强。业内人士都能看出来，我们与国际的根本差距不在设计水平，而在组织效率。比如，国内设计公司普遍是在知道自己不会赔本的情况下就接单了，根本不知道具体能赚多少或会赔多少，成本的高低主要通过增减人力来控制，处于一种作坊式的状态。这种作坊式状态与工业化的资本计算不同。后者有投资，可以事先拿出一部分钱来测算完成一个项目所需要的成本，或者研发一些新的产品。但一个铁匠铺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很难进步。这事实上对于顾客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花的钱没有被认认真真、精打细算地用足，实际性价比不高。

　　同时，有许多国内的工作室想实现专业化，但是做不到。比如有一个公司想专门做体育项目，但它拿不到很多体育项目，就会有生存危机。这决定了它想做专业化，得先形成规模，把产业做出来。可国外的建筑工作室为什么就能做？这是因为国外的社会分工已经非常专业，社会交易成本很低，各个领域的人可以配合得非常娴熟，这在国内目前还没法做到。比如一个高水平的建筑师要用一个外单位的钢结构工程师的话，他就没办法很便捷地去达成这件事。CCDI的业务模式转型和我个人从一个建筑师转变为一个职业经理人，都有这方面的意义。

　　我承认自己在设计和艺术上有一种很强的情感力，能捕捉、展现一些美的东西，比如做“水立方”时，我会把它比喻成一个女孩子，说她多么快乐。但对于把情感转化为物化的东西，我受到的训练和获得的经验都不足。所以在设计师圈子里头，大伙并不把我当盘菜，我也不把自己设计的东西当盘菜。

　　但我有一种不是设计师的能力，我自己称之为“狡猾”，就是对人情世故、权与利、文化、民众意识等在“通达”价值取向上的一种能力，能掌握一种分寸，别开生面或剑走偏锋，使作品在需要得到更多人接受的时候能面临一个比较好的局面。这更多的是一种体现在“如何使设计中标”层面的东西。我的能量更多的体现在这些方面，这些能力用来设计一个组织更加用的上。

　　记者：可能有这种“狡猾”并不容易，库哈斯不是说，“建筑师的所有含义在于和人打交道。”

　　赵小钧：当然，我非常认同库哈斯，可能在荷兰的话，我就会选择认真地去做库哈斯，但是东方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组织、国家与组织这些关系的社会规范性形态上的不足，使我判断、考虑自己的“情感力”和“狡猾”这两个优势时，觉得在中国的现状下，做一个库哈斯式的设计师不见得比建立一个像我们公司这样的组织，来产生更多较好的建筑、发挥普世的价值更能实现我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我想自己如果真的认真地去学，可能到四、五十岁的时候也会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选择了另一种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