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我是中国人 西方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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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

　　在波士顿建造肯尼迪图书馆(John F Kennedy Library & Museum，于1979年开放)是段痛苦的经历，非但当地民众反对，成本也遭到了削减。在同一城市的约翰汉考克大楼(John Hancock Tower，1976年)代表着硬纸板和玻璃镶嵌工艺陷入困境的时期，当时窗玻璃被木板挡了起来，以防掉落砸到路人。最著名的是，卢浮宫金字塔(Louvre pyramids，1988年)招致保守的巴黎人的痛斥，他们疾呼，美国人要破坏巴黎神圣的标志性建筑。

　　如今这一切都已被抛在脑后。卢浮宫金字塔已成为当代巴黎的象征之一，正如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re)一样。贝聿铭不仅凭近期作品挽回了名声，而且更上了一层楼。最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完成的两件作品：透出宁谧气息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以及在贝聿铭的祖国兴建的、被广为称赞融合了东西方色彩的苏州博物馆。很难说清，是贝聿铭十分善于顺应潮流而改变，还是潮流在紧跟着他而改变。

　　此刻，贝聿铭坐在我对面喝着英式奶茶，风度翩翩，衣着考究。他极力想让人满意，绝非傲慢自大的“古板建筑师”的形象。我们在伦敦的文华东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 Hotel)见面简直是理所当然的，这家酒店融合了浓郁的皇家古典风格和奢华的东方变异色彩。贝聿铭身着剪裁合体的灰色西装，袖子下端露出带褶皱的法式衬衫袖口。他脸上没什么皱纹，但有老人斑，架着一副独具一格的圆框眼镜，这一小处模仿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打扮让他的脸显得严肃。

　　贝聿铭当年在哈佛就读，师从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格罗皮乌斯是包豪斯(Bauhaus)流派的创始人，或许也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教师。曾是格罗皮乌斯合伙人、建造了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和纽约联合国大楼(UN Building)的匈牙利建筑师马赛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则是贝聿铭的好友。这两位现在看来几乎是神话般的人物，贝聿铭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很多，”他回答道，“格罗皮乌斯非常严格，但也是个极好的老师。布鲁尔和我则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我们几度同游欧洲，一起航行——航行是相互了解的极好的方法。”说到这里，贝聿铭的眼中几乎笼上了一层薄雾。

　　当我问起他是怎么到美国的，他又提到了船。“我是1935年到美国的，去了旧金山。我坐船从中国出发。当时我甚至不会讲英语，我能读懂一点，或许也会写一点，就是这样。船走了17天，我就跟船上的乘务员学说英语。”

　　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贝聿铭的英语依然带着口音，偶尔还会冒出语法错误。但他说话和举止就像他的衣着一样优雅。事实上，在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这位拒绝教书和创立理论的建筑师是不合潮流的。他把商业和文化两方面融合得貌似天衣无缝，让其他建筑师感到了怀疑。他是怎么把商业与建筑艺术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呢?“我想，建筑的艺术方面对我来说是天生的，”他一点都不假装谦虚地说道，“我母亲是艺术家，诗人。商业方面则是后天的(他父亲是一个银行家)。出了学校后，我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工作，我在那里学到了建筑的商务方面。如今这两种工作我都能轻松应对。”